工信部就老用户不能选新流量套餐约谈三家运营商:不得限制

对于通信运营商的流量套餐不能进行自动的产品迭代问题,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今日表示,工信部已经约谈了三家基础电信企业,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在除了双方合约另有约定外,不得限制用户的资费选择权。三家运营商均表示将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妥善处理老用户限制选择套餐的问题。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17年前三季度工业通信业发展情况,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来不少用户反映,从经济实惠的角度上希望能够准入到互联网套餐,因为互联网套餐可以自动让老用户自动升级到更优惠的新套餐之中,而相反运营商的流量套餐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进行自动的产品迭代,请问接下来是否有进一步的政策推动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新优惠,或者是否有可能出台让用户自主在运营商套餐和互联网套餐之间转换的一些政策?
对此,闻库作出回应,他称,很多用户向我们反映这个问题,我们收到用户这些反映之后,立即约谈了三个企业,要求企业采取措施,在除了双方合约另有约定外,不得限制用户的资费选择权。我们给三家企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一是要求企业严格按照2006年原来部里发的630号文件,这个是关于保障移动电话用户资费方案选择权的通知,以及后面还有一个通知文件,就是关于电信业务资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通告。这两个文件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晰的描述,我们希望三家企业严格按这个文件来执行,不得推出限制老用户选择资费的方案,并且要求企业来梳理排查现有的资费方案,如有限制用户资费选择权的行为,立即整改。
二是要求企业妥善处理用户相关的投诉,对于用户提出的套餐变更需求积极沟通解决,对于部分与第三方互联网公司合作推出的套餐,目前企业说需要系统改造,目前老用户还不能直接实现网上直接办理,我们要求基础电信企业应该为用户提供方便,通过人工处理的方式为用户办理套餐的变更相关手续。
三是要求企业明确对互联网类的套餐相关系统有一个改造计划的时间表,应该及时对社会公布,尽快实现为老用户在网上直接办理。
他指出,经过我们的约谈沟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均表示将严格执行我们已经发布的有关规定,妥善处理老用户限制选择套餐的问题,后续我们将会密切注意这一情况的进展,切实保障用户的权益。

国产剧好多演员只演不说 台词就念“1234567” 有的干脆只念“1234”

发布时间:2017-10-27 16:58:16 来源 浪潮工作室

很多人可能发现,近些年来热播国产电视剧主角的声音听起来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股《甄嬛传》气息扑面而来;看《老九门》,让人时不时听出了《何以笙箫默》的味道。
别担心,你的耳朵没出问题,因为这些影视剧的主角,很可能都是同一个人配音的。《老九门》里的张启山,也就是《何以笙箫默》里何以琛的声音,都由边江所配;而《三生三世》里的白浅,也就是给甄嬛配音的季冠霖。
季冠霖是谁?你可能没见过这个人,但你一定听过她的声音——《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美人心计》里的窦漪房、张纪中版《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和周芷若两大女主、《秀丽江山之长歌行》里的阴丽华、《云中歌》里的霍成君、《青云志》里的陆雪琪、《锦绣未央》的李未央、《孤芳不自赏》的白娉婷、还有陈乔恩的女版东方不败……季冠霖老师以一人之力,几乎承包了国内所有的玛丽苏大女主。
2009年1月8日,季冠霖在母校天津师范大学录音棚 / 视觉中国
所谓“流水的演员,铁打的配音”,一只手上数得过来的几个知名配音演员,几乎包揽了热播影视剧的所有角色。
不用演员原声而依赖后期配音已经成为了中国影视剧的常态,但各大美剧与好莱坞电影却不论题材,一概是演员原声。这种差别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被宠坏的爱豆们
中国影视剧用配音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是对普通话的要求。中国方言口音众多,而且很多互相完全听不懂,所以为方便交流,自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制订各种政策来推广普通话。而在影视传媒界,“推广”变成了“强制”。
2009年,面对《武林外传》、《我的兄弟叫顺溜》、《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大受欢迎的方言剧,广电总局下令,电视剧“一般情况下不得使用方言和不标准的普通话”,“出现的领袖人物的语言要使用普通话”,“不纠正者不得播出”,导致当时正要上映的《决战南京》被迫重新配音。
视觉中国
既然不让说方言,那让中国演员直接说普通话不就行了?但大多数演员的普通话都说得很一般。
其实强制使用普通话相当于减轻了演员们的负担。试想,如果一个演员只需要说一口普通话,而不需要根据剧情需要说各地的方言,那么无疑他的学习时间会大大缩短。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口音要求如此简单,中国演员就连普通话都不愿意改进。
这和中国娱乐圈的偶像文化息息相关。从日韩泊来的造星模式,通过偶像的外表和人格来直接吸引大量粉丝,而非通过其艺术作品。粉丝喜爱的是偶像这个整体包装,毫无条件地追捧关于偶像的一切,所以并不需要他们用才艺来证明自己。
前段时间因为晒女朋友而导致粉丝倒戈的鹿晗,就是最好的例子。从EXO退团的他,凭借良好的外形和完美的人设吸引了众多粉丝,粉丝倒逼媒体,使鹿晗一举成名,成为了红极一时的流量小生。不管发售的专辑、拍的电视剧质量如何,都会有一大票粉丝心甘情愿地买单。
鹿晗在五棵松体育馆的粉丝灯牌海中现场演唱《致爱》/ 视觉中国
当演技与受欢迎程度不再相关的时候,中国演员的评价与奖惩体系就混乱了。本该潜心钻研台词的演员可能会想,某某偶像普通话都说不好也照样拿到最好的角色,我在这努力练台词有什么用,还不如去整个偶像脸或者多跑几场综艺节目。久而久之,明星不管练不练配音都很挣钱,那不如不练。
中文配音导演姜广涛曾向新京报的记者透露,有些演员使用配音是因为“背不下台词”;金星也曾在节目《金星秀》上爆料,有的女星是“数字小姐”,根本不背台词,在片场说对白都念“1234”;刘涛也曾在采访中说,她曾在古装戏中,真的遇到过说台词只念“1234567”的对手戏女演员。
2014年12月3日,上海,《金星秀》节目录制 / 视觉中国
业务能力差到连口型都对不上台词的偶像们,即使被一些观众骂,也会有更多粉丝一拥而上力挺:“人无完人,他已经很努力了,不要怪他”,然后下一部戏演技没有任何长进,粉丝支持的经济效益却丝毫不受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偶像没必要提高演技,演员没动力提高演技,剧组也没理由选择演技强、适合角色的人。整个演艺界变成一个看脸的世界,演员偶像都被物化,跟二次元动漫没什么区别。既然动漫可以配音,那影视剧又有何不可?
时间紧,预算少
除了偶像文化让剧组和演员都越来越懒,中国影视剧依赖后期配音的另一个原因是:省钱省时间。
中国横店影视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比好莱坞的环球影城和派拉蒙影城加起来还大,70%的中国影视作品都来自这里,经常十几部戏同时在拍,密度极高。这边武侠打杀,那边抗日爆破,时不时还有游客的嘈杂声。在这种噪音环境下,要录到质量过关的同期声非常难。
横店春秋战国城影视拍摄基地内景 / 视觉中国
当然,如果有更高的预算,剧组可以使用更好的拍摄场地和录音设备。但很多中国剧组并没有多余的经费用在升级场地和设备上,因为主演片酬太高,占去了大部分的总预算。
据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天价片酬”专题新闻,国内影视剧一两个主演的片酬能占到总预算的50%-70%,导致剧组其他工作人员的酬劳极低,也负担不起实地取景。
占50%总预算的片酬有多高呢?拿好莱坞相比,美国电影主演片酬一般只占10%到30%。美国杂志《名利场》估算,一部总预算2亿美元左右的好莱坞大片,三个主演的片酬加起来大约在1.8千万,也就是总预算的10%。
电影《终结者3:机器的崛起》的总片酬大约3.5千万美元,其中阿诺德·施瓦辛格这个最大的明星自己就拿了3千万,也不过占1.87亿美元总预算的百分之16。
《终结者3》中的阿诺德·施瓦辛格 / 豆瓣
除了预算不够,中国影视剧的拍摄档期也非常紧张。
《全球电视剧产业发展报告(2016)》称,2004年到2008年,国内播出的电视剧平均每部控制在30集之内;2009年到2012年,延长到30集至35集;到了2013年,平均每部电视剧突破35集;再到2015年,平均数已达到42集。
电视剧越来越长,制作周期却没有相应的增加,相比美剧的一周一集、一年一季,国产剧是狂轰滥炸似的一天连播两三集,这就需要不断有完整的新剧供应。
为了赶进度,后期配音常常受到青睐,因为周期短,一天就能完成两到三集。配音演员通常档期不如主演排得满,一个人能配多个角色,比同期收声效率高很多。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配音演员也是忙得连轴转。曾为花千骨配音的陈奕雯告诉新京报,在为《花千骨》配音时,她七天里每天从早上10点工作到晚上9点,近12个小时不停歇,“到后期入戏之后,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花千骨的声音,是另一个人的 / 视觉中国
有时候,即使投入资金、时间与人力,录制了高质量的同期声,最终很可能也是白费功夫,因为任何影视剧在上映之前,都要过广电总局审核这一关。影视剧被广电总局要求修改内容是家常便饭。
如果改动不大,那还可能把演员叫回来重新录几句台词,全剧依然可以使用演员真声。这种做法叫做ADR (Automated Dialogue Replacement),在好莱坞也很常用,尤其是在同期声效果不好,或者演员某句台词不过关的时候,就会在后期制作中让演员在录音室重新录制一些对话。
但有时广电总局要求的改动很大,以至于贯穿全剧的人名、情节或者口音都要改。比如2002年的陈凯歌监制的《吕布与貂蝉》,在审查时被认为戏说历史人物,剧中角色人名以及剧名被要求全部修改。
陈凯歌的《吕布与貂蝉》剧照,这部2001年的电视剧里还有很多五毛特效 / 豆瓣
这个时候往往已经到了制作后期,剧组没有足够的资金,演员也没有空闲的档期,把演员叫回来大规模重录就不现实了。为了防止被审查结果杀个措手不及,剧组常常会选择从一开始就用配音,这样即使需要大规模重录,也不用担心演员的档期与报酬问题。
说到底,中国影视剧与好莱坞相比艺术性低,甚至粗制滥造的原因,一方面是资本以流量小生为导向,精益求精的作品反而很难有出头之日;另一方面,观众在市场上长期看不到优秀的片子,当然不知道优秀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对配音也习以为常。
好莱坞里的标准美音
其实普通话并不是中国特色,好莱坞也有普通话。
20世纪初上层社会的美国白人为了标榜自己的高级和与众不同,开始刻意说一种生造的特殊口音,被称作大西洋中部口音(mid-Atlantic accent)。“大西洋中部口音”顾名思义,一半美音一半英音。
这种口音的特点是高音与鼻音重,恰巧在当时局限的技术下录音效果特别清晰;再加上有声电影电视在当时本来就是上层社会的标志,这种口音很快就变成了好莱坞的标准和演员的必修课。
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几乎全都是这种口音:《卡萨布兰卡》里的英格丽·褒曼、《飞行者》里的凯瑟琳·赫本、《费城故事》里的加里·格兰特,等等。
《卡萨布兰卡》剧照 / 豆瓣
到了二战以后,随着电影的普及和经济教育水平的全面提高,人们更希望看到影视作品真实地展现各色人等,而不是大西洋中部口音所代表的所谓上层社会。标准美音(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接替大西洋中部口音成为了美国影视界的普通话。
跟中国的标准普通话一样,“标准美式英语”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自然口音,而是一个刻意抹去地方特色的人造口音,让人听不出来讲话者的背景。
而在美国,标准美音是为了帮助演员更好地脱离代表自我的符号,脱掉本来的口音,把自己变成一块白板,这样才能演好别人。好莱坞里的普通话并不是外部强制要求,只是一种在初入行时获取更多机会的手段。
事实上,尽管标准美音占领了好莱坞的大半壁江山,多样化的口音也从未完全退出影坛。比如来自德克萨斯的演员马修·麦康纳(Matthew McConaughey),在电影《星际穿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和美剧《真探》中讲着一口本色的含混德州腔,照样大受好评四处得奖。
《星际穿越》里讲着一口含混德州腔的马修·麦康纳 / 豆瓣
在好莱坞,台词表现力是演员演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演员试镜时,不论是长相、举止还是台词(包括口音、声音、语气),最终都融合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与剧本里描述的角色对比,达成一个终极结论:如果我们告诉观众这个演员就是剧本里描述的这个人,可以让观众信服吗?所以台词不能从角色这个整体中被孤立出来。
准确的方言口音曾经被认为是少数人的特殊才能,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以蒂姆·莫尼奇(Tim Monich)为首的专业语音训练师向好莱坞证明了:通过有效的练习,特殊的口音和吐字方式是每个演员都可以学会的技能。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和地域交流的增多,观众对影视剧中口音的准确度也越来越挑剔。于是,专业语音训练师成了很多好莱坞剧组必不可少的成员。
布拉德·皮特在电影《无耻混蛋》中的田纳西乡下口音和在电影《本杰明巴顿奇事》中的新奥尔良口音都是跟蒂姆·莫尼奇学的,他为了这些电影翻来覆去地练一堆最具方言特色的短句。
《无耻混蛋》中,蒂姆·莫尼奇帮来自密苏里的皮特学会了田纳西乡下口音 / 豆瓣
科恩兄弟的电影、后来被改编成电视剧的《冰血暴》里,整个演员班子或是去商场坐着听当地人讲话,或是找语音训练师训练,所有人都学会了准确的明尼苏达小镇口音。
而美剧《美国谍梦》中,扮演深入美国苏联间谍菲利普·詹宁斯(Philip Jennings)的马修·瑞斯(Matthew Rhys)深知间谍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就是不引人注意,所以说了一口不带任何地方特色的标准美语,尽管他其实是威尔士人。
一般来说,一个好莱坞演员要想获得大规模的成功,需要既能用标准美音让人听不出来是哪里人,又能用方言让人信服是任何地方的人。但不管他们天生的口音、嗓音是怎样的,口音这事儿,属于演员的自我修养,“被配音”是件能让赫本都罢演的奇耻大辱。

1949——1987:回望台湾戒严四十年

https://media.weibo.cn/article?id=2309404163880669608463

(前言)

台湾的“戒严”历史对于大陆人民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但对于台湾来说,这一段长达近四十年的严酷时光,必将铭刻进历史中。今年是台湾省解除“戒严”三十周年,再次回望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审视现实、展望未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

1949年,国民党在战场上兵败如山倒,蒋派遣亲信陈诚前往台湾,开始准备后路。1949年初陈诚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以后,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并于5月19日,颁布《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简称《台湾省戒严令》),自同年5月20日零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含台湾本岛、澎湖群岛及其它附属岛屿)实施戒严。这是台湾近四十年“戒严”历史的起点。

戒严,是指依据宪法或戒严法的有关规定,在战争、叛乱或骚乱等紧急情况发生时,为保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而在全国或某一地区宣布采取的一种严格的警戒措施。近、现代各国大多在其法律制度中就戒严问题作了专门规定。而台湾不同的是,它是世界戒严时间最长记录保持着。

陈诚颁布的这项戒严令一直实行到1987年7月15日,才由当时的台湾“大酋长”蒋经国宣布解严,前后持续38年56天,这一纪录保持至今。在漫长的戒严期中,台湾当局制造了29000多件政治案件,牵涉14万人,被处决近4000人,其中绝大多数人是蒙冤致死。

​比较著名的冤案如在1952年,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案中,陈水炎、李振荣、林如松等5人的罪名是“参加匪党”、“知匪不报”,事实上他们仅仅因阅读了日文版《资本论》,不容分辩即被判处死刑。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天气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于是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1951年,国民党当局在绿岛设“新生训导处”,关押了大量戒严中的“政治犯。”所谓“新生”就是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在戒严年代,不少被认为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因言获罪,也有许多人因党派势力倾轧暗斗被以莫须有罪名遭致陷构,绿岛就成为改造他们的“思想监狱”。绿岛监狱成为了台湾“戒严”时期标志性典型,现在的地位类似于“巴士底狱”之类。

政治上的高压必将伴随文化上的不自由。在出版领域,我们能耳熟能详的众多民国作家的作品都是禁书,原因是因为他们没跟着跑到台湾来。许多盗版书籍,不得不使用杜撰作者、更改题目和封面的做法,才能使这些作品在地下偷偷流传。例如长歌出版社翻印(说白了就是盗版)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时,书名改为《古小说搜残》,作者用杜撰的假名“孟之微”。一些其他盗版书中凡提及鲁迅、茅盾、瞿秋白、周作人、郑振铎、郭沫若的名字,均被简化为鲁、茅、瞿、周、郑、郭——至于猜得到猜不到,就看读者的造化了。

台湾戒严过程中,闹下了诸多“笑话”,其愉悦程度堪比苏联政治笑话,《蒋介石在台湾》(陈冠任著)一书中就有许多记载,我随便摘一些有意思的供诸君把玩:

1979年到1987年,台湾当局在戒严期内共查禁了3930首歌曲。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罪名是“期待八路军再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姚苏蓉的歌曲被禁八九十首,指控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中的“家”是代表大陆,“不回家”严重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

元山书店翻印(也就是盗版)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时,作者写成了“李厚”,单纯因为有了一个毛泽东的“泽”字。

左拉所有作品被禁,因为他姓左。

《射雕英雄传》是禁书,因为其书名跟老毛那句“只识弯弓射大雕”相似。后来改名为《大漠英雄传》才顺利在台湾发行,再后来又因为黄老邪住在岛上,自称“岛主”,然而终究还是被禁了。《天龙八部》一直是禁书,因为书中有一段剧情:两人打架,王语嫣插了一句:这个是蒋家名招“过往云烟”。《碧血剑》同样被禁,原因是美化李自成,被认为是为了配合大陆认可农民起义军的宣传。

一个电影叫做《师妹出马》被禁,后改名《师妹出关》才允许放。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家中藏有一本《汤姆历险记》,而作者马克·吐温跟马克思都姓“马”,罪名定位“左倾”被监禁17年。

同样栽在“马克·吐温”上的还有著名作家陈映真,他被判刑的罪状之一,就是“家中抄出马克·吐温全集一套,审官曰:马克·吐温乃是马克思的弟弟,系通匪有据。”后来两岸开放交流之后,陈映真说什么都不愿意回台湾了,最后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教授,去年在北京病逝。讲道理,台湾的公检法系统,基本都是国民党逃到台湾的退伍兵担任,斗大的字不识几个,那些人的文化水平把马克吐温和马克思张冠李戴也不足为奇了。

陈映真被捕这事牵出了另一位文学界的巨匠——余光中。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引述的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升将军,陈映真才因此下狱。而“引用马克思”跟私藏“马克思弟弟”的书籍性质完全不同,那可是掉脑袋的重罪。据陈晚年回忆,他是在赴美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前被捕的,而美国的学界同好们也为他入狱奔走呼告,最终“引用马克思”这一项罪名并未展示在法庭上,只是判了十二年监禁。

马克思的另一个“弟弟”,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毫无疑问也是禁区。某御用文人在报纸上发表反g文章时,引用了马克思·韦伯的话,被判九年监禁。

《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公认的反g小说,但是台湾当局认为“没有把共产党说的那么坏”,依然被禁。

某老头在街上读报,读出:共产党在长江上建立长江大桥的新闻,被人听到后举报,被认为属于为匪宣传,后来查出他二十年前加入过青年团,两罪并罚,毙了。

1968年,漫画《大力水手》风靡全台,柏杨翻译《大力水手》父子二人跑到荒岛上竞选总统那段时,把“fellows”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这是蒋介石演讲时的口头禅)。结果激怒当局:这句话只有蒋总统能使用,这是在“「大力水手」漫画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感情,打击最高领导中心,且在精密计划下,安排在元月二日刊出….用心毒辣。” 定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12年。有趣的是,柏杨自己办的报纸、写的文章里,一如既往的腔调都是肉麻的吹捧蒋介石,“我整天为国家担心,为领袖担心,我们把国家爱入骨髓,我们不辜负国家,我们把领袖爱入骨髓,我们愿意为他死”——这是柏杨说的原话。翻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也是想向蒋介石谄媚,结果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也算求仁得仁吧。(笑

罗家论出书提倡简体字,立刻被指为“与共党隔海唱和”,他慌忙掏出一本蒋总统文集,其中一句蒋公原话:“这样的文字,非简化不可”才避免被捕。

国立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这位仁兄是个典型的台湾“小粉红”,对蒋公和党国那是忠心耿耿没的说(毕竟做到了学生会主席嘛),组织了一个“统一社”为党国摇旗呐喊,但是由于社名不是“反攻社”,当局认为这个“统一”二字十分暧昧,看不出是哪边统一哪边来。于是许席图被捕,在狱中折磨致疯。

千古完人·空一格·蒋公,每年生日都要大操大办,但每年都下命令说要从简操办。《自由中国》杂志把他每年生日的祝寿文件和他下的不要庆贺的命令集结起来出了一个特刊,人家也没说什么,就是转述了一下蒋公的原话,再多一点就是发了一篇胡适先生为艾森豪威尔祝寿的文章,结果被当局认为“腹诽心谤”,一定是在讽刺什么,主编雷震被判十年监禁,是为“祝寿专号”事件。话说这个雷震与柏杨相似,被誉为文化届的“反共急先锋”(你看他杂志取的那个名字),八成这一次也是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

​再来说说“空一格”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在旧式书帖中,为了对提到的人表示尊敬,通常都是另起一行,将人名衔顶格,以表敬意,而这样的空一格则是蒋公的独创发明。蒋公读《圣经》,发现有关神的称谓前都是需要空一格的,比如:“这是我的 神,我要赞美他”,于是蒋公认为这是特有的一种尊敬称为,要求所有提到自己的文件、报道、书籍中,名字前面都要空一格。而事实上,有两个版本的《圣经》,一个把耶和华翻译为“神”,一个把耶和华翻译为“上帝”,而为了保持两个版本页数、章节的一致(可能也为了印刷时节省成本),“神”版本前面都要空一格,导致了蒋公的误会。

正所谓将门虎子,小蒋同志也不遑多让。蒋经国看了一个讲述拿破仑的电影,里面有一段,拿破被关到岛上,一个女人给他送衣服,蒋经国看了大怒,下令禁演:这个明显是讽刺战争失败,流落荒岛只有女人送衣服。有人发文指出:这电影是在国共内战之前拍的,不可能是讽刺国党,结果这个人被判了7年。

戒严期间老师会教育小学生们:切胡桃要竖着切,不能横着切,横着会切成五角星形状,反动透顶,大逆不道。

最后一个:一直到戒严结束,台湾没有八路公交车。

(二)

看完了“戒严”时期的笑话,我们来深入的分析一下台湾的政治和文化生态。首先谈一谈台湾引以为傲的“传统文化”。实话实说,我对台湾保护“传统文化”这一点是持保留态度的,我认识的一些台湾朋友都表示在其成长经历中并不能看到多少“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反多是大陆的文人墨客们,对于台湾的传统文化则是极尽吹捧之能事。

就用简体字和繁体字来说,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详细分析,不过新读者们可能不知道,汉字简化的方案最早可是要追溯到民国时期的。

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

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建议采用已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并把其他笔画多的字也简化。

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上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的联署。这是历史上有关简体字的第一个具体方案,主张把过去只在民间流行的简体字作为正体字应用于一切正规的书面语。它提出的八种简化汉字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现行简体字的产生依据,影响深远。

1928年,胡怀琛出版《简易字说》,收简体字300多个。

1930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刘复、李家瑞合编的《宋元以来俗字表》,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出版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于约易。”

1934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则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钱玄同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集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同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采用这份草稿的一部分,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字324个,虽然在第二年的2月又通令收回,但毕竟是历史上由政府公布的第一个简体字表。也就是在这一年,上海文化界组织“手头字推行会”,发起推行“手头字(即简体字)”运动。

1936年10月,容庚的《简体字典》出版,收字达4445,基本上本自草书。同年11月,陈光尧出版《常用简字表》,收字3150个,约一半本自草书,一半来自俗体字。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抗日战争爆发,简体字运动才被迫停顿,而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

即便在国民党胜利转进台湾后的1952年,在一次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第二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说:“为大众写的文字而不能大众化,那如何望其有效?我们须知文字是大众达意表情取得知识和争取生活的工具……所以简体字的儒要是生活的需要,时代的需要。”并义正言辞地指出:“这样的文字,非简化不可!”(见张博宇编《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转引自仇志群:《汉字简化问题在台湾》,《语文建设》1995年第5期)何应钦也曾经在1969年,于国民党十中全会提出过整理简字案。(仇志群:《汉字简化问题在台湾》,《语文建设》1995年第5期)

但是后来因为大陆先这么做了,考虑到敌人提倡的我们就应该反对,于是蒋公对简体字的态度立刻转变为反对,成天说简体字就是匪来匪去的东西。“因政治斗争的对方推行简体,我们就倡导繁体,依哲学角度而言,我们是作为对立面的另一边,居于‘客’位,沦为强势‘主方’的奴隶,结果被逼得硬是要唱反调。”(台湾学者林安梧,见《文字简化面面观座谈会发言纪要》,载台湾《国文天地》,1989年5卷2期)

就拿前几年不厌其烦的一个段子:“我一个台湾朋友说,汉字简化后愛无心,亲不见……”

那来看看下面这些字,不知孙国父的“愛无心”如何?

蒋公御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蒋公和台湾当局对于“传统文化”更多地是一种利用态度,是为政治服务的。彼时大陆正掀起轰轰烈烈的破四旧运动,这是把传统文化这面大旗撤出来,可以表达“汉贼不两立”的决心,进而塑造自己“虽偏安一岛,但确为中国之主”的正面形象。

说台湾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如何如何好,我对此并无异议。但是我想问一句,保护得好有什么用呢?那个年代台湾以保护传统文化引以为傲,但请问为什么如陈水扁、施明德、游锡堃、吕秀莲这一批被称作“台独少壮派”的分裂势力中坚力量,都是那个“传统文化宣扬最好”的年代里培养出来的呢?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那么好,台湾一批一批的青少年们却离心离德,有中国认同感的人却越来越少呢?

说到底“传统文化”的意义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台湾当局大力提倡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与当时对抗台独势力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自己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开始难以具备整个社会的指导性了。

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先说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力战世界第一强国(加联合国军),把老美从鸭绿江推到了三八线,举世瞩目,这个民族自豪感的建立跟台湾国民党是没什么关系的。后来新中国政府开始接替国民政府,登上世界外交舞台的中央,各国纷纷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战略性放弃台湾。直到联合国确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台湾彻底丧失了“民族主义”这面大旗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代表中华民族的是大陆新中国政府,而台湾继续打这面旗,只会给自己难堪。

再说民权,这个就更有意思了,根据孙中山所著《中华民国建国大纲》,中国建国分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1947年,蒋公宣布,训政结束,民国迎来了宪政的新时期,结果这个宪政一搞,就搞出了一个全世界戒严时间最长记录。

有个笑话挺有意思的:蒋介石去世后,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现状,于是问老蒋:“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老蒋去世,小蒋接任,弄得跟封建世袭一样,还好小蒋够争气,没让台湾跟朝鲜似的。不过就台湾戒严搞成这个样子,还有自信谈“民权”吗?

至于民生,我们都知道前三十年大陆过得很艰难,其实台湾也同样艰难。台湾真正富起来,还是小蒋上台之后,开始搞“十大建设”——类似于大陆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工业化基础——才为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后来赶上了美国资金的涌入和大陆市场的开放,台湾经济才真正进入发展的正轨。下图中可以看到,台湾真正甩开大陆,是80-90这十年,而1970年和2011年,台湾大陆实力比相当。(我之前有篇文章说台湾GDP最多的时候超过了整个大陆,是我记错了,台湾大陆经济差距最高峰是在八十年代末,那时台湾一个省的GDP最高占整个大陆的48%,相当于半壁江山)

​所以说在老蒋时期,台湾的民生是没有什么起色的,前几天看了一部台湾电影《儿子的大玩偶》,是侯孝贤、万仁、曾壮祥早年的导演作品,里面第三个故事讲的台湾60年代的穷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想吃一个苹果,然而一辈子都吃不起。在戒严时期台湾民生之凋零可见一斑。

所以说台湾的蒋氏国民党政权,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一个边都搭不上,那谈什么好呢,只好说说“传统文化”了。“传统文化”是看似华丽实则空洞无物的一个价值观,用它来装点门面、挂羊头卖狗肉,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一直都坚持这个观点,传统文化是“没有用”的。传统文化,若用来修身养性、当做个人的为人处世准则,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总用一些老祖宗的东西来当做社会总体的指导思想、社会发展的规范性原则,无异于南辕北辙,是“没用”的。若说传统文化“有用”,那为什么现在台湾年轻人离心离德,相当大多数都对中华民族没有丝毫的认同感,丝毫看不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台湾年轻人心目中结下了但凡一点点大共同体意识?我们需要的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而不是抱残守缺对着黄卷青灯做着春秋大梦。

说白了,三民主义已死,但是没有适合替代的新价值观,只好拉出封建时代的价值观来指导现代社会的运行,其效果可想而知。

(三)

说完了文化和思想生态,我们再来看一看政治生态,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日本和台湾,可以看做是东亚典型的传统社会组织架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台湾更像日本不像大陆,人们称赞台湾人彬彬有礼、友善,也更多的是与日本的相似性)。黑社会作为基层自组织,是日本和台湾社会的鲜明特征。

各国法律对于黑社会的定义比较含糊,因为黑社会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定义的事情。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就开始制定符合文明社会运作、发展的相关规则,法律、政府、官僚体系、暴力机关等等,都是人类或者说是人类的统治阶级对社会规则的制定。然而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成为了一个“惯例”,因为上层阶级的意志从来都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规定基层的方方面面,于是基层自组织就成为了所有人类社会的常态。在我们的封建社会,由地主、乡绅组成的基层自组织构成了一个封建国家最稳固的分子,而在现代社会,这个基层自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为“黑社会”。

当人类的文明制度无法深入到基层时,基层社会的规则就突出表现为丛林法则: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黑社会,具有明显的暴力特征,这就是丛林法则的突出表现——谁拳头硬,谁就说了算。我们看日本和台湾,黑社会都是维系其基层规则的“自组织”,构成了这两个政治体最基本的“细胞”。日本就不用说了,台湾的竹联帮、四海帮(外省人),天道盟(本省人)都是在政治、经济、娱乐圈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更不可忽视的是每一个市县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小黑帮,基本上就是一个社区和一个社区的自组织,我们看台湾县市选举的新闻,无论是蓝绿候选人,都要到每地黑帮老大去“拜票”。不过日本和台湾的黑帮已经相对“文明化”,很正常嘛,上层的规则在发展,基层的规则同样在进步。我们经常看国内网文感慨日本黑帮,说他们讲义气有规则,不欺妇孺彬彬有礼,收个保护费还要穿个西装鞠个躬,这只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化”趋势的一个表现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黑社会的“黑”是相对于上层阶级规则的“白”,然而上层阶级无力规定基层的秩序,只能将其定义为“黑”,并且尽量限制其不往过于违背人性的丛林法则发展(例如日本关于黑社会的相关立法,其实就是变相承认了黑社会的合法性,是一种上层规则对基层自组织的妥协)。至于这个“黑”黑到了什么程度,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台湾黑道教父陈启礼丧礼)

(台湾黑道教父陈启礼丧礼)

​无论是日本和台湾,都没有经历过像中国大陆这样深刻的社会革命(土改、破四旧),说好听点社会中保留了不少“传统”,说实在一点就是有大量的封建残余。儒家文化的特色既包括彬彬有礼的修身,也包括鲜明的等级制度,无论是在日本高压的公司体系还是台湾无孔不入的宗族势力,都有着很明显的体现。所以说治安好坏与“黑社会”并无直接关系,“黑社会”作为基层自组织的一种,也有可能会对治安起到积极作用,这就要视社会发展程度而定了,也不可一概而论。

然而我自己的观点是:封建的终究是封建的,要给我们的社会找到最优解,还要向前看。

(四)

最后的部分,我们再比较一下两岸的政治生态。我在讲《大护法》这部电影的时候,详细解释了什么是“*革”什么是“法西斯”:

可以说,中华民族几千年一路走来,真是承载了形形色色的苦难,所有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基石。

关于连任的笑话,后面还有一句,国父越听越不对,大怒:下面该是连战(连占)了吧!

新书已出版: 《生而贫穷》正式出版,感谢大家支持

中央气象台发台风黄色预警因“涉黄”被删?微博回应

原标题: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却因“涉黄”被删?微博回应

今天早上7点35分,中央气象台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台风黄色预警”。但随后显示被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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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中央气象台发微博质问:“为什么删我的微博,大家看不到预报,怎么防台风?”随后,有网友评论“台风‘黄色’预警”,配上意味深长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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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36分,中央气象台再发布了一条微博,打上标签#台风yellow预警##这次还会被删么?#。

于是,在上午11点22分,微博@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直接点明:原因是“黄色”预警涉黄。

昨天傍晚,微博官方发布调查说明,称这是技术引起的故障,并表达歉意。

@中央气象台在今天7点35分发布了一条台风预警微博,在发布时即发觉有异常(见配图)。随后还发现该微博被转发后显示“该微博因被多人举报…已被删除”,故发微博进行询问。鉴于该情况以及有网友把这条微博状态异常与其内容含有“黄色”二字甚至监督员举报相联系,站方进行了全面技术排查,现确认:

1、微博未显示问题是由于机房间数据同步延迟,导致发布的内容未能正常录入;

2、因数据录入异常,后被错误地对应到了举报类提示文案,造成转发时提示文案显示异常;

3、经排查,该微博在发布后没有被任何用户举报,不存在该微博被监督员或其他用户举报删除的可能性。

微博对于该技术原因引起的故障以及随后的网友质疑深表歉意,并将抓紧完善数据未入库微博的前台显示异常的提示文案。

特此说明。

观察者网发现,@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几条带有“黄色”的微博并未被删除。

责任编辑人:罗潇 PN130

揭秘: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这句话原来并不是蒋介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