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来台履新前，有位前辈曾建议，由于台湾媒体环境过于嘈杂，我没必要每天都把四大报看完，而是从中挑一份相对客观和中立的来读就好。如此一来，我就不会在爆棚的信息量中迷失错乱，解读新闻时也更容易专注些。10多年前派驻过台北的前辈说：“我当时只看《中国时报》，不知现在情况有没有变？”
变化可大呢！戒严时期，在党国威权政府对言论全面管控以及报禁雷厉风行的背景下，信仰自由主义的《中国时报》在创办人余纪忠“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的创报理念下，曾撰文直指国民政府的《出版法》危及新闻自由，甚至不惜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在头版刊出民进党创党新闻，成为当时唯一刊载相关消息的平面媒体，令国民党当局极为不悦。
但随着期盼两岸统一的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于2008年斥资204亿元（新台币，下同，约9亿新元），入主包含中时、《工商时报》《时报周刊》及中天和中国电视等媒体，成为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后，情况开始质变。在批评者眼中，“染红”的中时已沦为中共的“传声筒”，甚至一度被嘲讽为台湾版的《人民日报》。
就如当年的自由派作风惹恼国民党一样，旺中如今明显倾中的报道立场，也使得竭力阻止北京影响力渗透的民进党政府气得跳脚。上周，在民进党官员和立委的连番疲劳轰炸下，常被指打假新闻不力的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终于“硬起来”，以未落实新闻内控及自律机制，以及违反公序良俗与事实查证等事由，对大量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中天新闻祭出多项重罚，包括开罚100万元。这也是台湾当局针对单一传媒机构作出最多项处分的一次。
先不论本属独立机关的NCC此次是否沦为民进党打手钳制新闻自由，由中天被罚一事所体现出的台湾媒体病况更亟需关注。解严之后几年，台湾新闻媒体曾经历过能量全面释放、组织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但历经几十年的演化与发展后，那远观看似五花八门、百无禁忌的媒体生态，近看却是一片社会撕裂、价值失焦以及只有立场不问是非的乱象丛生。
台湾中央社前董事长陈国祥2016年在《媒体，宝物或怪兽？》一书中曾指出，虽然台湾已走过威权时代，新闻媒体不再是姓“官”或姓“党”，但偏偏出现不少“鼓动型”媒体与评论者。他们依循其政治立场，选择、制作与传播新闻时将客观、平衡、公正视为草芥，报什么新闻、如何报道，都怀着强烈的意图和倾向，目的就是为了鼓动受众认同与支持其政治目标，同时形塑人民的认知图像。
以中天为例，即便面对“韩天宗教台”“中夭新闻”等冷嘲热讽，甚至有台湾高校生发起罢看行动，中天始终不退却，每天依旧力拱韩国瑜选总统，带风向与制造舆论的意图昭然。但中天辩称，该台是站在“鼓励与监督角度”报道韩国瑜，而其居高不下的收视率正反映得到多数台湾人的支持。力挺中天的观众也打抱不平，表示“台湾的民主不是民进党做主”，更有者不服气地指出，相似的内容比比皆是，“为什么其他电视台不罚，只罚中天？”
诚然，未遵守“中立、客观”等新闻直播与伦理规范的新闻媒体可不只中天一家，长期为人诟病的亲绿媒体如三立、民视和《自由时报》都“榜上有名”，过去因抢快、不求证的离谱报道也层出不穷。但媒体竞争本就不该进入“比烂”的恶性循环，否则只会陷入无能反省，又回避问题不思解决方案的状态。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曾说道，当专业水准与职业伦理全面退位，有良知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将被迫转业，勉强留下的只得随波逐流，新进人员只能有样学样，新闻行业的整体素质必然下降。而在质素崩坏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也只能弃守民主的守望者、社会的沟通者的职分，与政治精英进行利益交换来巩固受众地盘，最后沦为政党的影舞者和社会的撕裂者。
明天（7日）正好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以纪念党外政论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当年为追求言论自由而奉献牺牲的精神。在这意义那么深重的日子，或许不失为新闻媒体自省的起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