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杰:媒体与恶的距离

2016年底来台履新前,有位前辈曾建议,由于台湾媒体环境过于嘈杂,我没必要每天都把四大报看完,而是从中挑一份相对客观和中立的来读就好。如此一来,我就不会在爆棚的信息量中迷失错乱,解读新闻时也更容易专注些。10多年前派驻过台北的前辈说:“我当时只看《中国时报》,不知现在情况有没有变?”

变化可大呢!戒严时期,在党国威权政府对言论全面管控以及报禁雷厉风行的背景下,信仰自由主义的《中国时报》在创办人余纪忠“自由、民主、爱国家;开明、理性、求进步”的创报理念下,曾撰文直指国民政府的《出版法》危及新闻自由,甚至不惜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在头版刊出民进党创党新闻,成为当时唯一刊载相关消息的平面媒体,令国民党当局极为不悦。

但随着期盼两岸统一的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于2008年斥资204亿元(新台币,下同,约9亿新元),入主包含中时、《工商时报》《时报周刊》及中天和中国电视等媒体,成为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后,情况开始质变。在批评者眼中,“染红”的中时已沦为中共的“传声筒”,甚至一度被嘲讽为台湾版的《人民日报》。

就如当年的自由派作风惹恼国民党一样,旺中如今明显倾中的报道立场,也使得竭力阻止北京影响力渗透的民进党政府气得跳脚。上周,在民进党官员和立委的连番疲劳轰炸下,常被指打假新闻不力的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终于“硬起来”,以未落实新闻内控及自律机制,以及违反公序良俗与事实查证等事由,对大量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的中天新闻祭出多项重罚,包括开罚100万元。这也是台湾当局针对单一传媒机构作出最多项处分的一次。

先不论本属独立机关的NCC此次是否沦为民进党打手钳制新闻自由,由中天被罚一事所体现出的台湾媒体病况更亟需关注。解严之后几年,台湾新闻媒体曾经历过能量全面释放、组织蓬勃发展的辉煌时期,但历经几十年的演化与发展后,那远观看似五花八门、百无禁忌的媒体生态,近看却是一片社会撕裂、价值失焦以及只有立场不问是非的乱象丛生。

台湾中央社前董事长陈国祥2016年在《媒体,宝物或怪兽?》一书中曾指出,虽然台湾已走过威权时代,新闻媒体不再是姓“官”或姓“党”,但偏偏出现不少“鼓动型”媒体与评论者。他们依循其政治立场,选择、制作与传播新闻时将客观、平衡、公正视为草芥,报什么新闻、如何报道,都怀着强烈的意图和倾向,目的就是为了鼓动受众认同与支持其政治目标,同时形塑人民的认知图像。

以中天为例,即便面对“韩天宗教台”“中夭新闻”等冷嘲热讽,甚至有台湾高校生发起罢看行动,中天始终不退却,每天依旧力拱韩国瑜选总统,带风向与制造舆论的意图昭然。但中天辩称,该台是站在“鼓励与监督角度”报道韩国瑜,而其居高不下的收视率正反映得到多数台湾人的支持。力挺中天的观众也打抱不平,表示“台湾的民主不是民进党做主”,更有者不服气地指出,相似的内容比比皆是,“为什么其他电视台不罚,只罚中天?”

诚然,未遵守“中立、客观”等新闻直播与伦理规范的新闻媒体可不只中天一家,长期为人诟病的亲绿媒体如三立、民视和《自由时报》都“榜上有名”,过去因抢快、不求证的离谱报道也层出不穷。但媒体竞争本就不该进入“比烂”的恶性循环,否则只会陷入无能反省,又回避问题不思解决方案的状态。

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曾说道,当专业水准与职业伦理全面退位,有良知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将被迫转业,勉强留下的只得随波逐流,新进人员只能有样学样,新闻行业的整体素质必然下降。而在质素崩坏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也只能弃守民主的守望者、社会的沟通者的职分,与政治精英进行利益交换来巩固受众地盘,最后沦为政党的影舞者和社会的撕裂者。

明天(7日)正好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以纪念党外政论杂志《自由时代周刊》创办人郑南榕当年为追求言论自由而奉献牺牲的精神。在这意义那么深重的日子,或许不失为新闻媒体自省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