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照兴
自从社交媒体和手机移动阅读全面普及后，看社会舆情对事件反应时，渐渐涌现了一群身份特殊的人：网民。从交通意外、电话骗案到D&G事件，一有任何突发事件，就可找到网民留言，说网民不卖帐，网民有话说，网民发怒了，网民要杯葛。网民，被理解为一种最普罗草根的表态者，但又隐形不现。网民听起来声势浩大，意见迥异又力量非凡，但又好似没有真正出现在大家身边。
究竟网民是一种怎样的构成？特別是在中国，基于移动网络的生活更为普及，网上身分参与了很大一部分的现实生活，网民既是公民，又是消费者，是表态的人群，是坊间侦探，又是被监测的目标，到最终，更是因着数量众多，可供成为大数据收集分析的Data。这是在一个国家的层面上从未有过的多元身分。
在内地，要填各种个人身分表格时，都会有一项令香港人感到陌生、不知怎填的栏目，那就是所属政治身分那栏。它列出了一大批选项，包括：党员、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群众等，在无特別情况下，一般人就填群众。而在坊间，大家若无身分，一般只会用“人民”来形容自己，而非公民（更有人只是称自己为市民）。但现在多了一个常用的身分，人人都变成了网民。但中国特色的网民，它的意思看来非纯指“那些用网络表达意见的人民”或“参与网上活动的人民”那么简单，而往往是带有一些意识形态或起码是态度上的诉求。这些诉求，表现在民族相关的议题中尤为明显，过去凡遇到外交风波时，都出现过各种反日反韩反美的网民抗议或号召。
在最近的D&G事件中，网民又成了批判及施压的主力，形成社会共识，并主导舆情，譬如界定DG宣传视频为辱华，在共识之下再发挥具体的行动力，包括要求道歉及罢买的实质行动。由此，网民也由虚拟捉不到的模糊面貌，短暂化身成实际的存在。
这种网民身分的构成，是有其过程的。它和中国高速发展及全面渗透的手机生活密不可分。然而，它那生长条件的不健全，又令它难以成为公平公开具代表性的民间声音代表。如果要细分的话，我们大可梳理出这个称号复杂而带倾向性的建构过程。
当我们谈论中国内地网民，它其实是个广义词，包含着不同的成因、动机及诉求，起码有这些可能身分：
当今，能在内地热议的话题，基本上是以这一过程形成：话题始于微博，传播于微信朋友圈，发酵于主流媒体。意思是：基于微博的开放性（人人皆可跟不同大号或＠某些名人和单位互动），任何新闻或事件都可第一时间出现在微博空间，如果是重要或具争议的，便会由微博转移到微信朋友圈（这是最多人获得新资讯的渠道，人们的习惯是定期刷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而非微博）并得到传播；在朋友圈引起重大反响的，方成为重磅话题；影响所及，再得到官方主流媒体关注及表态的话，即成为整个社会的大事件。
这里指的大事件，可能是与民族议题有关，可能只是平常的新闻事件，当然，民族或爱国相关事件，传统上引来的关注是压倒性的。网民作为围观群众，在此可发表个人意见或分享经验，所以说，网民首先是群众。
群众如果就着“民族大义”发声，响应着国家统一“一点不能少”，或是配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的话，则可归类为“战狼”式网民（起源于电影《战狼》所表现的“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态度）。网络“战狼”当中有硬派有轻派，轻者强调中国人的形象不可辱，对民族形象及重建中国实力异常敏感，时而脆弱但斗心高昂。社会称之为“小粉红”，赞者视之为民族尊严的反扑者，讽之则为玻璃心。尺度有別，但强调中国人不可欺的情怀如一。
再推向极端，即为要提倡主动出击以行动为民族增光争气。他们怀着古典的义和团精神，略过精武门的实际打杀，但手执键盘和手机，在科技的时代利用网络作为平台，在实质在地行动以外，还开辟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舆论战场。当中，受雇的被称作“五毛”，自愿的可能更多。通过组织网络兵团，甚至齐齐翻墙到“外面的世界”发挥网络力量达成短期目标。而在强势集中施压下，目的又往往能短期达到，达致顺气有面子之效。
无论动机如何，网民作为网上战狼的系统策略已然练就，在几次对付台独舆论及蔡英文的网战中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2016年蔡英文发表总统就职讲词，内地战狼网民就相约分组，翻墙在蔡的面簿（Facebook）帐号上洗版，间接瘫痪对方的社交平台。他们如玩网络游戏般纯熟，分开组目领导，策划行动目标及手法，定时出击，俨如中国正规编制以外的网络兵团。
民族尊严或简化的爱国主义激情在这里最易成为核心的行动动机，除因为民族主义看起来是最大的共同基因，还因为如果不表态的话，会惹来不爱国不合群的指控。以这次D&G事件为例，除了各路人马陆续拒绝出席相关活动外，在不同的声明中，首先出现的是表明各人各单位自己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光荣的自豪。譬如说： “本公司旗下所有艺人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精神，踏实奋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会以正能量的形象投身文化艺术建设，用更好的作品回馈大家。”
这已然成为另一种网际环境的生存守则：先要明志。因为战狼还有另一身份：监察员。他要先排除内部的异己，在自己的平台上，时刻关注不同异议声音，发现的话即作出举报行动。这亦成为另一寄生出来的网民身份功能，就是网络上自发的潜藏举报者，形成一个极低成本、效用却非常受用的网络纠察和民间国安团队。
11月初，当中国偶像吴亦凡过生日的同时，在全球推出新专辑，美国iTunes录得怪现象，在流行歌曲排名头十位之中，竟然有七首歌是属于一位叫 Kris Wu（即吴亦凡）的中国歌手。这是全新的一种中国网民身分，叫饭圈，就是出钱出力维护偶像在流行榜上排名的忠贞粉丝圈。
由于iTunes的排名算法可以较容易掌握及影响（其实也参与了其他榜单的打榜行为），所以粉丝们研究过后，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打榜策略。个別先发起众筹，或各粉丝团体分派粉丝自发行动，但目标要清晰，战线要依策略。目的就是帮助自己的偶像在全世界特別是美国的排行榜上佔显眼席位。
无论出发的初心是什么也好（有为偶像加油，有的认为也算是中国文化的显示），短期结果无与伦比，可说超额完成，叫人不得不佩服这种网民动员力。组领导会给到组员打榜的策略，类似教材，例如先集中推哪首歌，不要分散资源，然后是如何取得美国iTunes帐号身分，又可切换VPN登入不同区，训练如何操作、如何登入，并何时出击。推完一首后，又轮到推另一首等等。粉丝训练有素，俨如黑客伙团、机动部队，按特別任务随机结合，完成任务后又迅速分散。
这种网民极速适应网络生存的状态及条件，通过消费来达致目的。或者说是通过资本主义市场手段去取得计划经济的后果（现不成文中国文化复兴策略似乎是，长远而言必须打破国际偶像的垄断，之所以近年虽不见得是官方出手，但起码是民间媒体都被鼓励去制造中国原产的青春偶像）。由此，特別是娱乐市场的消费者，同时成为水军网民。
前述的都关乎一种人的情感或态度取向，但中国现作为全球网络生活走得最前沿的国家之一，网民当然有另一更重要身分，就是作为非人化的统计数据。中国已成为全世界Big Data的最庞大收集站。通过各个生活类APP的超级普及，大部分国民的衣食住行均离不开手机APP，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数据收集渠道，以至用家参与数量史无前例地高的平台。
一个例子是，任何重大的犯案事件后，不需多久，相关部门已能準确调动出疑犯从外地到某城市的整个行程及消费数据。他哪天坐哪班车进城，然后如何到达宾馆，在宾馆的登记，又什么时候行动等等。因为手机和所有消费及行动已绑定，基本上，搜索一下个人的网络消费及交通记录，就完全掌握到一个人的平日行为状态。
这显示了中国通过民间营运公司，间接拥有全民的生活数据，随时可调用支配。这亦是这些年来，中国政府间接鼓励服务业者的独大垄断之原因。因为，你只需要管好几家公司，你就等于管好了全中国人民。要知道他们电话和短讯讲什么，位置在哪，问电讯公司；要知道他们消费了什么，问支付宝问淘宝；要知道他们在社交媒体及讨论群中说过什么，问微信；要知道他们去哪里何时去，问嘀嘀出行（以及无处不在的天眼监控器）。
网民化作数据，更是国家科研重要资产。人脸识別，人工智能的研究，都要通过超大的数据收集，估计人类的行为，以助研发，取样的样本当然愈多愈好，没有什么比整个中国人口作为样本更为理想了。在这里，网民的身分又变成了非人，而是一把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