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在内忧外患中求变

2018年,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疑虑与中美贸易战的火花相互交织,构成困扰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

 

2019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中国只能以变应变,危中寻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让中国公众和外资企业有更多、更实际的获得感,方能化危为机,渡过难关。

 

2018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修宪内容包括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的限制。此举意味着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这“三位一体”的最高领导体制在法律层面不再有任期限制,外界由此担忧中共1980年代打破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或将卷土重来。这种“走回头路”的民间忧虑,明显冲淡了官方高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努力。

同时,多年来“斗而不破”的中美关系突然遭遇重大挑战。3月下旬,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中美贸易逆差巨大、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等理由宣布将对500亿美元(约685亿新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并对华实施投资限制,拉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序幕。

5月至6月上旬,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与美国财长姆努钦等人就扩大美国对华出口、双边服务贸易、双向投资、保护知识产权、解决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展开谈判,谈判一度取得了“积极的、具体的进展”,但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制造2025规划、市场准入,以及网络盗窃等问题上的分歧难以消除。

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宣布将从7月6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方随后宣布将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对美国进行“强有力反制”。

7月6日,美国如期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作为反击,中国同日也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

7月10日,美国政府公布进一步对华加征关税清单,拟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于9月24日开始实施,中方也宣布将采取同步反制措施。

对“国进民退”担忧加深
中美贸易战升级不仅让中美关系全面紧张,也大幅增加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并且给社会心理带来较大的冲击。贸易战从酝酿到开打,虽然官方一直强调不愿打、不怕打的基本态度,但网络舆论一度将贸易战起因归咎于官方高调宣传成就,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改革倒退”的批评和“中国必败”的悲观情绪,甚至还有人做出中国“早投降还能站着,晚投降只能跪着”的极端判断。

在此背景下,9月中旬,一篇题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的网络文章横空出世。文章认为,私营经济的任务是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已初步完成;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而可能是一种更加集中、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

这篇来自民间的文章把近几年公众对“国进民退”的担忧推向高峰。有人将此解读为官方或将有意限制、制约私营经济发展,私有财产将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加上私营企业近来普遍遭遇“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许多私营企业家感受到了“卸磨杀驴”的恐慌。

尽管《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等主流官媒迅速驳斥“私营企业立场论”,而习近平和李克强等高层领导也先后出面强调官方将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但一直到11月初,习近平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并提出六方面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有关“国进民退”的争议才告一段落。

改革开放意志不容质疑
民营企业座谈会后,中国各省市“一把手”先后在央视新闻联播栏目中大谈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官方也推出更加清晰全面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民营、外资企业进入被国企垄断的行业提供更多便利。这些措施显示,官方是在动真格地支持私营经济发展,这让不少担心中国可能向左转的人士舒了一口气。

12月1日在阿根廷举行的“习特会”,让中国经济和社会又舒了一口气。“习特会”的共识包括: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加征关税暂时不会调高;中国将增加对美国农业、能源、工业等进口产品,以降低两国间的贸易失衡;中美双方在接下来的三个月内展开经贸谈判,争取达成协议。

对中国官方来说,在中美贸易战“压力山大”的不利局面下,通过高调支持私营经济发展、放宽市场准入、举办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等系列措施,有效展示了高层不开倒车的决心,为提振国内改革开放的士气、重启中美经贸谈判创造了必要条件。

12月18日,习近平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首次将1978年改革开放与1921年中共建党、1949年中共建国并称为中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三大里程碑”,称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意在强调任何否定和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都不会被中共和中国社会所接受。

习近平同时表示:“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有人将此解读为改革开放或将缓行。但在中共话语体系中,习近平所说的“坚决不改”主要是指中共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问题,与邓小平当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本一致。

在稳定与活力之间寻找平衡走出新路

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因修宪、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下行、民营企业困境等因素而产生的焦虑,在2018年最后两个月得到一定缓解。但官方在新的一年还必须拿出实招、硬招推进改革开放,争取改善目前紧绷的国际环境,让各类市场主体和普通百姓更多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以提振公众对未来的信心。

首先是争取在2019年3月中美谈判期限到来前化解或减轻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习特会”后,中美谈判团队就磋商的议题、时间表和路线图进行了讨论。有报道说,一个级别较低的美国谈判团队将于2019年1月7日访华,为双方高级别团队晚些时候在美国谈判铺路。

经过近一年的较量,中美双方已基本摸清对方的要价和底线,接下来的谈判内容主要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盗窃、中国大量进口美国产品,中国经贸结构改变等。

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处于弱势
相对而言,中国在谈判中处于弱势和守势,美方的要价可能比双方在2018年5月达成的协议更高。但美国关切的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条件,与中国扩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等努力有重合之处,中国做出更多让步并不太难。

谈判的难点包括中国经贸结构,即政府对国企的补贴以及政府驱动的高科技发展规划。

但中国也有改进空间,双方未必会因此让谈判陷入僵局,重启贸易战。毕竟,贸易战在伤害中国经济的同时,也给美国和全球经济带来很多麻烦,美国的压力也在增大。

破除对内需的体制障碍
在改革方面,中国对内需要继续破除体制障碍,打破行政性垄断,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等基础成本,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对外要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变化,清理法规中与国际通行规则不相符合的部分,打破外企在华投资经营的“弹簧门”“玻璃门”。中国减少外企对其营商环境的批评,不仅有利于自身形象,也等于减少美国重启对华贸易战的理由。

在社会治理上,官方需要反思和改进近年来重高压、轻疏导的维稳思维和手段,尽量在法治基础上恢复一个健康稳定社会所应有的活力和弹性,否则不仅社会缺乏承受力和包容力,深化改革开放也可能沦为空谈。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近日通过微博表示,他强烈感觉中国社会的承受力建设已经非常紧迫,中国对影响稳定因素的标准定得有点过严;官方不能对负能量一概拒绝,“那太累了,做不到,做到了也是假的”。

胡锡进的言论表明,中国体制内许多人已认识到过度管控导致社会缺乏活力的弊端,但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之道。

其实,与经济改革一样,社会治理改革同样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尝试,才能在稳定与活力之间找到平衡,走出新路。